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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天涯观察第144期2011年4月24日
从1911年到2011年,清华大学世纪之寿了,很难得。期颐之年,饱经沧桑,曾经辉煌,亦历挫折。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结点上,在这个举校欢庆的嘉年华里,有必要一一细数以往得失,事事盘点过往兴衰,不但是为下一百年铺陈序曲,也同时替未来中国勾画蓝图。
列强环伺之下,庞大身躯的晚清帝国开始新政,兴办新学。十年改革期间,各地政府兴办新学五万余所,招收新生逾一百六十多万人。清华学堂区区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但这不大的校园,不多的师生,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很重要角色,激发出雷鸣般回响。这些与其规模不相称的能量爆发,自有其内在逻辑脉络。
清华在创建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她的教师延揽自欧美,她的经费由返还庚款保障,她的学制全部仿照美国,更为特殊的是,她的学生全部输送至美国大学留学……可以说,清华自诞生起,不惟与维新的大环境相连,更是与维新追寻的那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礼记.大学》里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恰像在描绘拥有如此多新的清华。
如果说,“求新”“向外”是清华显露于人的表象的话,那么清华真正的特殊内核则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教育宗旨。早在1911年4月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规定,清华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其教育方针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在整个帝国教育目的还停留在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人”时,清华一诞生就超越了其时代束缚,早早抵达了教育的真谛。
1931年,清华早期毕业生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了清华的理念:“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他还振聋发聩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厦坚固,在于肇始,大树繁茂,发轫根系。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人性化的教育理念,以师生为本的办学宗旨,所以清华建立不到二十年,在不少领域就接近世界水准,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领域的大家。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梁思成、闻一多、罗隆基……这样的毕业生阵容,可谓灿若星河,在中国的学校中几乎无出其右。在1949年之后,清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集团之一。
清华前期的鼎盛,是有先进价值观引领,那么后期的人才凋零,则是没有遵从教育规律,抛弃优秀传统所致。有几个问题,问清华,也问所有关心教育的人。
应遴选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很清楚---应选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这个问题在各重点大学都没解决好。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顾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笔者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这件事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应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应维护怎样的大学特色?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贪大求全最可能导致全面平庸。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应培养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去年,曾有学者质疑清华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应制定什么样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批判了这么多,其实本意都是为了清华好。一个真正的强者,是具有倾听反对意见的宽大胸襟的。如果清华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认为以上都是没有根据的胡扯,那么清华是一个大杯具,真正具有清华精神的诸位师生也会为其恸哭,那意味着,清华失去了自清自醒,自我修复洗涤的恢复能力和反思可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大学的这两句校训来自《易经》。早期清华经过“潜龙勿用”的蓄积期,繁盛一时;之后只满足于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亢龙有悔”了。什么时候能够“见龙在田“,乃至再次“飞龙在天”?我们翘首期待。毕竟,这不只关系到清华全校师生的前途,更与中国教育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清华再次腾飞翻跃之日,也是中华文化革故鼎新之时。
发表于天涯观察第144期201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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