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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烟云里的绝响—评羽戈《百年孤影》

发表于东莞时报2010年7月19日第C06版:文化·读工场  

《百年孤影》问世,这一历史随笔集是羽戈的第三本书。法律科班出身的羽戈,虽倾心宪政,但兴趣丰博,涉猎颇广。先前两本著作,一本是思想随感录《从黄昏起飞》,另一本是影评集《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文化,政治,武侠,电影,无所不谈。

新作则开始瞩目于历史,这并非无缘无故,没有来由。羽戈入门法律,始于宪政思想。他先是从观念角度研究宪政,犹如漫步迷宫;之后不得已而进入历史海洋,开始碰到的岛屿是西方宪政史,洋人的事体,毕竟渺远,所以研究起来,总感觉隔了一层;于是转向了本土宪政史。中国宪政起步,正在近世,尤其是清末民初。西方挟船坚炮利叩开了老大帝国那尘封已久的朽门,铁屋里的辫子们遭受到前所未遇生存危机。其中的清醒勇敢之辈更是奋起自救,有医学救国者,有产业救国者,有学术救国者,也有科技救国者。羽戈从众多豪杰里择出六人,一一细数,犹如在历史大树那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用以窥探从前的风雨,并借此预言未来的旱涝。

张鸣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了司马迁,不知羽戈是否对太史公情有独钟。从体例上看,大致是按纪传体来的,这种文体形式很适合对历史人物进行密集聚光,深度剖析。《史记》里主要有“本纪”,“世家”,“列传”三种归类方式。粗略类比,那么《百年孤影》里直接称帝的袁世凯属于“本纪”,张佩纶正五品翰林院侍讲,谭嗣同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梁启超六品卿衔,杨度四品,再加上读书时已经废除科举制的吴经熊,后面五人则属“列传”。

六人的名字后都配有一个副标题,比如张佩纶对应“清流之踵”。这是就他们人物性格特质的定笔和底色判断,有引领全文之效。副标题下设有小标题,不少都是旧体诗句(梁启超,袁世凯,吴经熊的没有)。正文论据里,各种引用诗句也很突出。尤其是写谭嗣同,到最后,羽戈更是亲自上阵,把自己写的歌咏谭嗣同的现代诗都搬来了,他2002年之前没放弃诗歌写作时的白衣飘飘形象隐约可见。

古希腊神话里,阿喀琉斯是海神之子,刀枪不入,但脚踵是最脆弱部位,致命要害。羽戈以“清流之踵”来比喻张佩纶,实在形象。当时民间把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等说法,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为李鸿藻,乃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佩纶、张之洞则是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虽然清流党牛头归李鸿藻,但丰才啬遇的张佩纶因其眼高手低,惯于纸上谈兵而缺乏实干之才,导致马尾一战中福州水师被法国海军全数歼灭。他自己全身而退,终被朝廷革职。谏议监察之才却用于刀刃炮火之上,清朝这一人事败笔足让我们深思。

按人物的生辰年月,排第二的是谭嗣同。戊戌政变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六君子里声名最盛的自是谭大侠。羽戈对其牺牲自己成就革命的壮举十分感佩,故而重点抒写他的“侠骨仁心”。谭嗣同思想激越,文笔了得,却不是传统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据文中考证,“谭嗣同先后师从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黄凤歧与刘云田等武林高手,学习技击之法,与前二人折节相交且肝胆相照的逸事,一直为后世所经久传诵。”谭嗣同是在父亲的冷漠和后母的虐待中长大的,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很容易播下仇恨愤世的种子。诚然,谭嗣同有沉毅果决的一面,但小时候的经历容易让“沉毅果决”臻于极致之势。正如羽戈所分析的:“过分沉毅则流于偏激,过分果决则流于躁进”。《史记》所载的荆轲之性情亦复如是。所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世凯“如杀一狗般地诛杀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或囚或杀慈禧太后”,及至事情败露,康有为离开帝都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却拒绝出走并表示要因变法而流血。这两个言行都是他的性格发展所导致的自然后果。谭嗣同在临终时,将一生心血之所寄的《仁学》手抄本托付给梁启超,嘱其日后待时机成熟再谋求出版,无疑,此书才是谭氏的真正“遗嘱”。他的侠骨体现于对束缚中国人数千年的三纲五常的不满;他的仁心则贯穿在对弱者的同情襄助和对朋友之伦的无比推崇。尽管这些概念里没有直接包含“自由”,“平等”这样的现代意识,但限于时代背景,不必苛求。这章写到最后,羽戈不但把李敖请出来了,还贴了一首自己赞颂谭嗣同的诗,让人感觉作者有点情不自禁。书出来后,羽戈也承认了这点。很有意思。

梁启超被安排在第三个出场。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一生经历甚多,勋业甚巨,随便挑一个下笔都可以写出好几本书来。就坚定性而言,梁启超显然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不同。康有为终生保守,始终甘当爱新觉罗王朝的遗老;孙中山一世革命,时刻保持着推翻旧势力的锐气。而梁启超却在改革与革命的岔道口徘徊来去,定不下心。羽戈看准了他的这个特点,深扎下去,一通猛挖。从梁启超对“革命”和“改革”两个词的翻译和理解过程,透露出梁想调和二者,走出第三条路来的意愿。到最后,谁都没听他的,摘到桃子的倒是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政党。

随后的袁世凯和杨度可以作为一对互相注视的君臣来一起解读。羽戈声称自己对袁世凯的翻案辩诬不是重点,不过写着写着,他不但深深赞同唐德刚和张建伟的观点,还对袁世凯的历史正面作用有更多的回应。至于杨度,整整八十三页(几乎占去此书四分之一篇幅)被用来讲述其惊世壮志和与壮志远不相称的遭遇,足见羽戈对这位极具天资的宪政先驱的惋惜和重视,也是其宪政情结的投射。

末篇是吴经熊,起草编修过民国《宪法》和《民法典》,对近代法律贡献很大,却受困于法律与信仰之争,最终几乎脱离法律事业。因为吴经熊是六人里纯粹的法律人士,又是宁波人,还被信仰问题所纠葛,定居宁波的羽戈自是心有戚戚焉。所花笔墨虽没有杨度那么多,但跟写谭嗣同一样,羽戈所投入的感情也同样最深。

正史和教科书里,历史人物往往非黑即白,脸谱化程度严重,有些甚至完全被抹杀。有西方论者曰:“中国的儒佛道都是实用主义的,甚至谈不上真正的宗教。”当然可以对此说存异议,但比起儒佛道来,反倒是历史,是中国传统里最具认真态度的。“不信青史尽成灰”,董狐秉笔直书就竖下了这样的范例。羽戈以时评来养研究,拨乱反正,廓清迷雾,逐步呈现已经模糊不已的历史身影。对于以历史为真正宗教的我们来说,无不助益。羽戈说他还会继续写那个时代的人物。那么,历史烟云里的绝响也许会延续,徘徊已久的百年孤影则不会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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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时报2010年7月19日第C06版:文化·读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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