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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一个中研院,无限风光在自由—评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发表于东莞时报2010年4月26日第C05版文化·读工场  

满清末造,民国初年,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之余威席卷全球,每个古老的文明都在风雨飘摇中,中华大地更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为救亡图存,各界精英风起云涌,殚精竭虑。方其时也,清末翰林蔡元培受北洋政府邀请回国主持北大,审时度势而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等振聋发聩的办学理念甫一确立,中国近现代学术科研教学蹭蹬不前问题丛生的混沌局面即刻开始澄清改观。此后,蔡元培改任中研院院长,将这一理念贯穿于建院始终。虽然元培先生因过度操劳不幸遽然逝去,但他所培育的学术幼苗-----中研院,却延着所奠定的基础奋力成长,在自由独立的氛围中,撑起一片人文绿荫,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长征路上刻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印痕。

蹒跚发轫

1927年6月13日,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立志改革教育体制的蔡元培,在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案。根据《大学院组织法》,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当时的有识之士吴稚晖等辈与蔡元培保持了一致的观点,希望中国有几十个或更多的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从事窄而深的学问,等一二十年之后,逐渐形成社会的重心,以转移社会学风,政府与学术机构因势利导,中国便可以在知识上得以大幅度提高,甚至可与西方学术界角逐争胜----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适时成立,为实现这一理想打下了第一块基石。1927年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改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但鉴于财力、人力和各方面条件限制,最初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4个研究所,其他研究所后来才陆续成立。从1928年到1937年9年间,经过蔡元培与同仁共同努力,中研院不断发展壮大,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在内的10个研究所。

被迫西迁

正当蔡元培踌躇满志,欲一鼓作气把预定计划中的14个研究所全部建立起来时,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淞沪抗战失利,南京危急,中研院下属各所不得不打点行装,踏上关山阻隔、前途黯淡的流亡之路。未几,“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拉开了高潮大幕。危难关头,蔡元培边极富远见地派人赶赴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接洽,希望把中研院在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边亲自指挥上海三个研究所向内地撤退。之后,撤退至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划组织,于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研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显现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培颇为欣慰,精神为之大振。此次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对未来作了前瞻性筹划,与会同仁莫不深受鼓舞。正当此关键时刻,作为中研院灵魂和中流砥柱的蔡元培强撑已久的病体不幸倒下...举行完蔡先生的葬礼后,他的同仁和学生们强忍悲痛,经过一番折冲樽俎激烈争夺,选举出了中研院第二任院长,继续其未尽的事业。此时,中研院、西南联大、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科研院所全部向四川转移。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也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

西方有敦刻尔克大撤退,东方就有举国西迁。先“潜龙勿用”,再“飞龙在天”。前面的战略大转移正是为了后面的战略大反攻做准备。中研院先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之后更是把目标定在了“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1月,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频出成果

虽然经历了那么多颠沛磨难,中研院的学者们却从没因此而荒废研究,很多极其重要的学术之花都结出累累硕果来。

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并由此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给日本指鹿为马的侵略者当头一棒,心虚得只好另找侵略原因,而不再说“东北历来就不是中国领土”这样的瞎话。

梁思永整理发现的“昂昂溪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这是第一处由中国考古学者自己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它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瑞典学者安特生等洋专家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判定,让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的安特生在诸多硬证据面前哑口无言。

李庄岁月

在外面硝烟炮火的洗礼衬托下,川南小镇李庄相对成为一处静谧之地。骤然涌来的师生们让小镇顿时拥挤不已,经过一番调整,逐渐充满了学术气氛,暂时安顿下了一张张惊惶流离的书桌。梁思永曾因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身体遂弱,别人都登五百多级石阶进入史语所李庄驻地,他只好在山下呆着。梁思永哥哥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长期感染肺病,不能多动弹。傅斯年见状,展现出山东人的侠义,数次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平日霸气的傅斯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侠骨热肠的汉子。信件言辞恳切,打动了朱家骅的心,于是特批款子以襄助其义举。动荡岁月,困难不止一人有,能得此款项,如雪中送炭,弥足珍贵,及时抚慰了困境中的梁家兄弟,使他们感激之至,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研究。但最终,梁思永过于严重的病情让傅斯年倾尽了史语所的医疗预算,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这让其他同仁对于傅斯年颇有微词,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由此两难境地,更可见傅斯年处世之风格,用心之良苦。而这诸多的不易,只能徒令后人感慨万端,对天一叹了。   

退守孤岛

抗战胜利,重见曙光。学人们本想大干一番,却未曾料到命运之巨手又重新挑燃了熊熊战火。国民党开展学人抢救计划,派遣飞机与中共争夺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同时,出于对诸多文物的保护和政治上的考虑,史语所把发掘收藏所得的最珍贵文物运到台湾去了。因为傅斯年本人的感召力,史语所基本完整迁至台湾,而中研院其他大部分院所则留在了大陆。台湾孤悬海外,胡适等学人心里也极不安定,毕竟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培育文化种子。好在这群学术遗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抱着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坚毅开始重新播种。虽然蒋介石对于胡适继续委以大任,但对其在小岛上依旧提倡自由主义和学术独立,仍持警惕。胡适不为所动,始终固执己见,他心中所怀抱的是蔡元培所点燃的自由独立火种,不管流落到哪,他和他的学生,他和他的中研院全体同仁都以护佑之为终生使命,即便付出再大代价亦在所不惜。

至此,岳南叙说的中研院故事暂告一段落。岳先生本身就是考古纪实文学作家出身,所经历的事和所采访的人,大都浸淫于考古界;抗战胜利后中研院选举院士,人文组基本上都是史语所的人;再加上中国文化里,存在着以历史为信仰和神明的传统,所以本书对史语所着墨尤多,也符合逻辑。岳先生以后可把视野扩展更广,将中研院科学界那些悲壮动人的故事也讲给大家听,让充满着自由光辉和独立传统的中研院精神不断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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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时报2010年4月26日第C05版文化·读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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